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全球目光聚焦于足球盛事。然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美队伍正将世界杯赛场转变为美洲球队的舞台。作为前殖民者的西班牙队以0:2败给智利后，这支上届冠军成为本届赛事最先告别舞台的队伍。有网友调侃道：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美地区强势了四个多世纪；而这次，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不禁让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以优美文笔追忆了这项美丽运动——即《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左翼斗士以笔为矛，创作了轰动全球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檄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陆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足；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犀利的经典之作成为出版界的“长青树”，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老糊涂”了。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多岁时立下的言论似乎流露出悔意。他承认，“我曾尝试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变，我也改变了许多。”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阅读它，否则会感到眩晕。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为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的多样性。至今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20世纪末至今的东亚繁荣为加莱亚诺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商品繁荣带来的“黄金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守旧观念的沉重。实际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的社会民主实验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称赞的。这种转变或许源于四十三年前他就已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科技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人也开始淡忘历史。有证据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惊人的热情，并对新旧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这确实令人意外，毕竟在思潮涌动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积极拥抱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正面态度。同时，2002年和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8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进行采访后显示，在关于“外国大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指出，在拉美，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欢迎：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的进退两难，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情从感叹号转向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威胁的论点或许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地点选择颇具深意！）探讨两个美洲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和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已被证伪。然而，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矛盾的是，在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且影响更深远。“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除了产权、法治以及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因素外，福山也强调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后果，而政治制度却难以改变。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仅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攫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例子，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至不发达状态。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会说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即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起，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和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4月份，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装备一家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非最受诱惑的国家。经过十年的增长，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仅局限于商品领域，与技术、创新和效率无关，进步似乎在此拐了个弯，低速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共市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