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回归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随后，他接受了《卫报》的专访，聊到了他与欧足联的互动，以及他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

马克西米尔球场上空飘起午后轻雾，使这座建筑的陡峭轮廓更显庄重。对面楼中，博班正讲述他重返的原因。他与记者坐在俱乐部食堂一角，分享着墨鱼汁烩饭。不远处就是他年轻时受训期间休息的地方，那时他正在这家俱乐部的青训营中逐渐成长。“感情上，这是我人生中分量最重的一页，”博班凝视着熟悉的场景，回忆道，“除了这里，我还能去哪里？”

他的身影早已遍布足坛各个角落。在管理生涯中，博班的每一段任职虽然短暂却都引人注目。如果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重要职务时的积极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高调离开欧足联，许多人以为这位有主见、讲原则的人物还会登上更高的舞台。然而实际上，他的天地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那些职位赋予他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不复存在，但没有什么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中，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与指责。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比赛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批评之声席卷而来。“人们总说耶稣是个好人，”他淡然说道，“比我们任何人都好，这是显然的，对吧？但他们还是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话很有博班的特色。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心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就成为队长，34年前离开这里前往米兰踢球。他的目标是为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注入新活力。而这份工作，他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辈子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国家，”他语气坚决，“所以当他们邀请我时，我怎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如果我真的拒绝，那就违背了我一生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自己的蓝图，也不回避那些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决裂——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订案很不妥当，该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卫报》采访中表示博班“不值得评论”。

球员时期的博班随米兰四次赢得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管理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有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未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并且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绝不后悔。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耍脾气。我反复思考，给自己时间，也给别人时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如此。”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分歧，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想法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后，因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在一次采访后被迫辞职一样。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还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情况？2016年至2019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因凡蒂诺主席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迷茫、失去方向的组织”逐步回归正轨。他坚定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他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很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今天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随后列出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消耗的时间与每场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原则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了。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念头，太政治化了，沉迷于扮演政客和这类事情。”

“一开始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到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本人和国际足联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起了反作用。国际足联不该成为政治组织，可他正把它往那个方向推，这是可耻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的事’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时来做简短汇报。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众多克罗地亚球员的热情与拼搏精神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信心满满，“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季前赛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印象深刻，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不断拉大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讨论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制，采用三队小组，淘汰赛平局后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烈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让人不禁担心，这位能够影响足坛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考虑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完满？”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飞踹一名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集体的时刻，不关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到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邀请他之前，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和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与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道，“我从不防守，总是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